近200年前的中国，国门逐渐打开，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九月初十，李端棻出生于贵阳王家巷（今勇烈路）一户家庭。
李端棻在15岁即通过科考，取得乡试资格。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，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自此“开挂”，官至礼部尚书。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，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“一览众山小”，而是开启了他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——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。
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、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，是当之无愧的“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”。
识拔人才，门生众多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。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，万余名考生，录取名额仅85人。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，其中名气最大、成就最高者，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，新会县(今江门市新会区)人梁启超。其时年仅16岁的梁启超英气逼人、才华横溢，李端棻后来将家中最小的堂妹李蕙仙嫁与他，成就一段佳话。
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，李端棻自同治六年（1867）起，至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、广东、四川、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，壬辰科会试大总裁，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，门生众多，识拔人才无数。
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在其2022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》一书中，这样讲述善识人才的李端棻：梁启超得到李端棻“饮食教诲”近10年，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、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；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，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，因此迎来人生转折；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，他与同为学生的岑春煊关系密切；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壬辰科进士，其所著《危言》一书被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阅读，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；1913年后曾任总理的梁士诒与梁启超是广东乡试同年，后又考中进士选输林，他在李端棻贬谪至甘肃时设法筹集资金帮助他返回家乡；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，后中进士选翰林，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；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，他在李端棻落难后多有关心，甚至到了1912年后，对李端棻的家人多有帮助。
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丙戌科会试前，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，这一年，贵州破天荒考取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，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。
“堪比庐陵”，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。庐陵指的是欧阳修，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等人才，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。在这一点上，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。
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主张发展新式教育
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，绕不开戊戌变法。历史学者、《贵州历史笔记》作者范同寿认为，不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只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它都是“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，是近代中国必不可少的一场思想启蒙。李端棻在这场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作用，正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。”
被李端棻慧眼识珠的梁启超，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，后来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，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，并与康有联手发起“公车上书”，成为戊戌变法的两大统帅。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五月，光绪帝召见梁启超，“命进呈所著《变法通议》，大加奖励”，赏六品衔，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。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，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、梁的变法主张。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，呈述旧式教育弊端，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，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。又于3年后上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》，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、谭嗣同、严修等18人。变法维新运动期间，更是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，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。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，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。
《请推广学校折》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。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，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七月，由李端棻正式提议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积极推动，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——京师大学堂（即后来的北京大学）。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，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，更被后世誉为“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”。
李端棻《请推广学校折》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。
《普通学说》和新式学堂，推动贵州新学传播
赵青说：“李端棻留给世人的似乎是一个老人的印象，从留存的影像看，是一个须眉皆白的温厚长者......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须眉皆白的长者，少年时才华横溢、勇于担当，青年时意气风发、清流议政，壮年时壮怀激烈、纵横国是，老年时一马当先、引领时代。即便到了今天，仍有人跟不上他的脚步。”
就是这样一位老人，戊戌政变后被革职，发配新疆。但他“归来仍是少年”——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，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，在教学中宣传新学，推进贵州思想进步。《普通学说》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、思想落后、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，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。它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，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，仍以壮年之豪情，为宣扬新学，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春，李端棻与于德楷、乐嘉藻（采丞）、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（贵阳学院前身），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，以贵阳次南门外名胜雪涯洞、丁文诚公祠、昭忠祠、来仙阁为校址。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贵阳正本书院（又称北书院）改建为贵阳府中学堂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、任可澄、唐尔镛、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，改为贵阳中学堂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三月正式开学。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，经巡抚庞鸿书批准，并咨明学部立案，更名为“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”（今贵阳一中前身）。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贵州学务处设立，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，聘李端棻、唐尔镛、华之鸿、任可澄、赵以炯等人为议绅。李端棻与唐尔镛、华之鸿、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，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。1902至1910年间，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。
临终前他写给梁启超的信，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、鞠躬尽瘁的写照：“我虽年逾七十，志气尚如少年，天不死我，犹将从诸君子之后，有所尽于国家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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